新四军是一支高素质的战斗队伍。军中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工作，都走在全国抗日根据地前面。其中，新四军卫生工作成就的取得，与沈其震密不可分。

沈其震，1906年2月生于一个开明士绅家庭。1919年在长沙读中学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1925年，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次年，转到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结识了叶挺、郭沫若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远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其震回国，一边从事医学科研，一边参加共产党人邢西萍组织的读书会。1934年，沈其震到天津开设诊所行医，同时这个诊所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1937年，诊所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和监视，党组织通知沈其震转移到上海。

在上海，沈其震遇到叶挺，欣然同意参加即将成立的新四军。10月，沈其震随叶挺到了武汉，被任命为军医处处长。新四军重建军部后任卫生部部长。当时，新四军领导机构的设置是“四大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由此可见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沈其震不负众望，将新四军的卫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招贤纳士

新四军军医处成立时，是个空架子，既无人员，也无物资。人是第一位的，为此沈其震到处招贤纳士，广罗人才。南京失守后，武汉会集了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救护队伍，其中就有全国红十会救护总队，正在招募战地医护人员。红十字会救护大队的大队长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可胜教授，沈其震曾在他手下做过研究工作。沈其震便找到林可胜，看了救护大队的报名名单，从中挑选了奉天医科大学毕业的宫乃泉和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医生，动员他们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初，崔义田、齐仲桓、王聿先、章央芬、李振湘、王雨田陆续加入新四军。他们是新四军中最早的8名医生。

沈其震得知有一批即将毕业的南京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的学生随学校迁到了长沙。他便赶到长沙，在集体动员后，又个别谈话，动员了郑素文、薛和等8名护士参加了新四军。随后，沈其震又动员了南京鼓楼医院的化验师李启宇、长沙湘雅医院的护士长杨光等加入了新四军。这些人员构成了新四军最初的医疗力量，也是以后新四军医疗工作赖以发展的骨干。最初的8名医生后来有多人担任了师卫生部部长，崔义田接任沈其震做了军卫生部部长。

沈其震在立足自身，大力培养、培训医务干部的同时，仍不失时机地动员和争取高级医务人员加入到新四军的医疗队伍。1941年上半年，在新四军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沈其震冒着危险到上海，动员了化学教授恽子强和孙芳琪、药剂师阮学珂、公共卫生专家江上峰、生理学教授沈霁春、有机化学教授邢其毅、生物学讲师钱存柔、解剖学教师苏醒等，到了抗日根据地。后来，他们都为根据地的医疗、医学工作作出了贡献。

建设一流的军医院

1838年夏，军医处随新四军军部迁至安徽泾县云岭。沈其震在察看地形后，决定分别在云岭南堡村和小河口建立军医院，亦称前方医院和后方医院。

当沈其震带领军医处的医生护士站在几座破旧的大祠堂前说，要在这里建最好的军医院时，人们都惊讶不已，难以置信。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清理杂草垃圾，清扫蛛网灰尘，粉刷墙壁，修缮屋顶危墙。没几天，祠堂焕然一新。病房的陈设因陋就简，但无不体现出创造性：垒上砖块，铺上借来的床板，就是病床。有的甚至更简单，将稻草铺在地上，四周用砖一围，铺上白床单，标上床号，就成了像样的“病床”;捡一些砖垒起来，刷上石灰，就是一张雪白干净的桌子;用三块砖拼起来，里面放点灰土，就是痰盂……

虽然条件十分简陋，但治疗十分认真规范。在军长叶挺和沈其震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下，军医院陆续有了显微镜、X光机和发电机等，建起了合格的手术室，正规的检验室、药房和材料供应室等，医院初具规模。军医处制定了科学严格的规章制度，丝毫不逊色于大医院。如值班、巡诊、饮食制度等，在护理、查对、发药、打针、换药和清洁卫生方面，也都有详细的细则要求。医师为每一个伤病员写正式的大病历，早晚查房，组织对疑难病的讨论。护士认真记录体温、脉搏、呼吸、出入水量、大便次数。根据病情实行等级护理，重病人和手术后的病人还有特级护理。由于严格按规章操作，医院很少发生交叉感染和医护差错，没有发生医疗事故。

军医处医生的医术也是精湛的。比如在一般的军医院，阑尾炎是不敢轻易开刀的，因为它对医术和消毒有很高的要求。而在军医处医院，开割阑尾已是普通手术，从未发生过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