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五四运动百年再回首：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反传统思潮）

1912年的鲁迅曾经在绍兴《越铎日报》上兴奋地写道：“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制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民国初立，此时的他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充满了新生的希冀。而十三年后的鲁迅在随笔《突然想到》中则是一派截然不同的心境：“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政治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

1895年至1924年这一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时代，以重新发现传统的“复古”式启蒙逐渐转化为激烈反传统、颠覆旧秩序与支持暴力革命的激进思潮成为主流，作为其转折点的五四运动，无疑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五四与晚清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差，章太炎曾经幻想“亚洲联合”的图景被抵制外货所取代，对儒学的再发现在全盘西化面前毫无抵抗力，而劳工神圣、白话文国策化、妇女解放等一系列议题则成为日后国共两党争取群众、塑造革命正统的有力工具。

一战后全球思想文化急剧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的多元因素逐渐因20世纪地缘政治与政治斗争的关系逐渐消失，成为了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线性历史观的支流。在中国近代延绵不绝的暴力与战争中，新旧之间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文”的力量，重新定义革命的遗产与启蒙的价值。然而在以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关口，他们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五四之于中国恰如法国大革命之于西方，其所派生的科学、民主、激进、进步、革命、改良等一系列观念，至今仍交织在亟待观念转型的中国。而五四芜杂的思想资源与未尽的情怀，依然等待今天的历史学者定义与发现。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王东杰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研究，在新书《历史·声音·学问》中他把晚清以来的思想文化转型过程总结为：“一边断裂，一边接续，一边复习，一边转折。因此，‘大变局’都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在他看来，以五四为坐标的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革新，既有着进化论、公理、民族主义等外来因素，同样也取决于天理、三代、大一统等中国古典因素。尽管中国文化在内外交困中早已被拆解为一个个支离破碎的晶片，但是在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与挑战，传统因子依然是现代性成长中难以避免并不得不依赖的条件。经历了无数淬炼的传统，能否给予全球化挑战下的中国新的含义？中国近代的知识革命与观念更新，又怎样助推了之后的民族主义与中国革命？在复古与西化之间的中国知识分子，又能否找出对待历史的另一种叙事？

访谈

经济观察报：对于中国进入近代的时间节点，除了为大众所知的1840鸦片战争中国被迫进入近代的主流论调以外，黄仁宇、郭廷以、徐中约等前辈学者认为明末时的中国即进入了近代的节点。您认为中国进入近代的历史时间有什么具体的特征？是否近代性的种子，早在明末之前就已经开始萌芽？

王东杰：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其他的主张。比如明代，或者宋代。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把宋以后看作中国的“近世”。“近世”和“近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0世纪20年代国立成都大学历史系的课表中，就既有“中国近世史”，又有“中国近代史”），可是两者的关系也很密切。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怎么定义“近代”？标准（就是您所说的“特征”）不同，有关“近代”开端的判定当然就不一样。再者，不同的选择所暗示的“近代”动力的来源也是不同的：来自西方的刺激，还是说中国自身也可以自发进入“近代”？而这又关系到，“近代性”是只有一种模式，还是多样的？所以这里涉及的议题非常多，我不能给出一个直接的回答，只能谈一点“擦边”的感想。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谈“近代”开端的时候，往往是按照罗志田老师所谓“倒放电影”的方式展开的，也就是依据今天的生活样态和标准，去寻找往昔时光里的“同类项”。这势必导向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思维。要完全避开这种“后见之明”，很难。也许比较好的做法是，把“近代”当作一个临时的脚手架，做数学题时的一段辅助线，仅仅为了研究的方便，解决了问题，就可以擦掉的；同时，尽可能地去除其中的本质论、目的论意味，仅仅将其看作一种描述方式，用来勾勒一个社会的巨变，就像晚清人常说的那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用“近代”一词来概括这个变局的范围、程度、动因、结果，但并不设定其中有什么必然的因素，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