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五四运动一百年
本周思想界一件大事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五四精神在新时代放射新的光芒》，“致敬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期许当代青年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写道：“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救亡图存，挽狂澜于既倒；思想启蒙，发历史之先声。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五四运动百年祭》，一方面回顾历史“整整100年过去了”，一方面展望未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写道：“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众多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那就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旧时代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五四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发动起来的。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对当时祖国苦难境遇的满腔悲愤和对创造合理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激发出来的。这是五四运动所以能发生的内在动力。”
北京大学则在五四期间展览“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回顾1917至1925年北京大学在学术与文化方面种种努力与进展，展示北京大学百年传统的历史生成过程，并向那个时代意气奋发地建设新北大的师生们致敬。
各个媒体文化板块纷纷推出“五四”纪念专栏：《新京报·书评周刊》着力“现场感”，除铺陈当年有关五四运动的一手报道外，更力图呈现当年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支持者、旁观者，乃至反对者的声音，从而描绘“五四”运动之下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复杂交织。《三联生活周刊》则将重心置于五四“前史”，试图在魏源、徐寿、黄遵宪、章太炎、严复等前五四时代关键人物的思想地图中，理解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思想层面的艰难求索。《好奇心日报》推送了包括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在内的一共20篇来自《新青年》的选文，《新青年》创办于1915年，高举“新文化”旗帜的杂志，对五四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适逢历史学者杨念群新书《五四的另一面》出版，杨念群接受了新京报、三联的采访，同时参与了围绕该书开展的五四纪念活动。相比起以往将五四运动视为一场“政治事件”和一次“个人意志觉醒”的视角，杨念群认为应该将五四运动置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间更长时段的脉络中，同时关注其“社会改造”的面向。
杨念群首先提出，要真正理解五四，不能把五四理解为这一天爆发的运动，而应该从长时段的视野中思考五四的精神和由来——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事件，而关乎从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科举制废除，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五四”间一条漫长的文化运动脉络。在此基础上，杨念群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即应该从晚清科举制度崩溃的影响来思考五四运动参与者复杂的思想资源和身份认同。
一方面，旧有的官僚选拔制度随着科举制废除而崩溃。杨念群认为，科举制实际上为官僚选拔创造了良好的分层制度，即通过秀才、举人、进士及其对应的位阶，将人才精准分流到上、中、下三个层次：其中，秀才大多留在家乡，成为基层的士绅；举人不少走入县级，担当中层干部主力；进士则进入城市，成为中央官员；与此同时，由于秀才可以继续向上考入举人，而中央官员又会在退休后告老还乡，这个官员选拔机制可以在筛选分层的同时保持流动，从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以学堂教育为主要途径的新官僚选拔模式产生。杨念群提出，当时的学堂教育主要培养出三类人才：其一为“理工男”，即受过理科教育的科技人才，这批人由于知识的专门性基本向城市流动，或者成为地方官员的幕僚；其二为师范学校出身的“政法男”，他们大多在日本学习政法知识，经历一年速成学习后回国，这批人鱼龙混杂，但恰恰是他们中大部分进入官僚系统，成为新政变革的主要力量；其三为军事学堂毕业的学生，这些人往往成为地方割据的军阀。上述三类人基本控制了整个中国军政两界，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第四类人，即海归留学生，则大量进入中国现代的大学体制，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旧之间产生一种撕裂：旧制度的崩溃导致乡村士绅阶层消失，带来中国乡村的空心化；新制度的扩张在专门化、职业化的同时，也让知识和学问逐渐与政治妥协，官僚选拔机能的丧失。
在长时段视野的基础上，杨念群着重探讨了五四运动被遗忘的两条线索：第一条是对社会的注重，第二条则是对个人的注重。
关注“社会”的面向，突出体现在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风潮上。杨念群认为，所谓无政府主义并非主张抛弃政府，而是力图从底层或基层进行改造——在此意义上，社会被看作一个与“国家”相对的改革的平台和实体，它意味着不再将政府、国家层面的设计视为改革的目标，转而寻求一条基于社会的、自下而上的道路。
对于社会的关注，显然与知识分子对于晚清以来各种自上而下的改良或革命的不满相关。杨念群强调，社会主义早期的人物很多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以“社会”为基点，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当时推动了大量实验：包括新村主义，已经毛泽东参与的公社实验。改革者期望以社会改造塑造新的价值观，从而开辟中国未来的道路。
杨念群表示，在五四运动期间，在“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莫姑娘”，对应英文里的“道德”（moral）。杨念群认为，五四所提倡的“个人主义”不代表自私自利、罔顾集体和国家利益，而是将个人的独立自由作为国家和社会变革的基础与前提。
【国际】再见，雅加达？印度尼西亚拟迁都
4月29日，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计划部长庞邦（Bambang Brodjonegoro）宣布，印尼计划将首都迁离雅加达。迁都目的地尚未明确，而婆罗州的帕朗卡拉亚（Palangkaraya）成为呼声最高的候选地点。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对当地媒体表示：“在爪哇，印尼人口超过1.4亿，占总人口的57%，以至于无论是在环境、水资源还是交通方面，这座城市未来都难再有能力维系，所以我决定搬到爪哇以外的地方。”
事实上，这次“迁都”并非突然的决定：它已经被酝酿近40年。据《好奇心日报》梳理，自印尼首位总统苏加诺开始，每一任总统都曾设想过迁都。早在1950年代，苏加诺就以雅加达过于拥挤，印尼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为由提出迁都，但计划并未实行；1990年代，继任总统苏哈托曾提议将首都迁往距雅加达 40 公里远的西爪哇省城市绒果尔，该计划随苏哈托在民主化运动中倒台而不了了之；2010年，总统苏西洛再次提及迁都问题，后因金融危机受阻；此次迁都有望，是因印尼总统佐科颇有连任把握，在2024年卸任前有足够时间推动迁都。
当然，迁都本身不新鲜。根据BBC的梳理，有如巴西在18世纪为经济发展将首都定在里约热内卢，但由于山谷地势不利城市扩展，且所处位置容易成为海上攻击的目标，该国在1961年将首都迁移至巴西利亚；1991年，尼日利亚由于首都拉哥斯人口过密而决定迁都阿布贾；1997年，哈萨克斯坦因为地震的隐忧和扩张的需要将首都从南部的阿拉木图迁至阿斯塔纳；2005年，缅甸军政府则将首都从仰光迁至内比都……由于军事、政治、安全和城市发展需要，近代重大国家迁都事例并不鲜见。
但正如专栏作家徐立凡在《新京报》的评论文章中提出，迁都固然不是新鲜事，但印尼迁都不仅是大城市病所致，也是生态恶化所致，这是其他国家过去没有的迁都故事。某种意义上，印尼迁都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现代样本。
我们看到，迁都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原因在于生态负荷：由于没有节制的地下水开采，严重的地面沉降问题可能让雅加达这座巨型城市的部分地区彻底消失——目前，半个雅加达的地势都处在海平面以下。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抽取地下水作饮用水和洗澡水。
根据BBC在2018年的专题报道，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承载着1000万人口，同时也是全世界地面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由于官方难以满足城市居民和经济的用水需求，加之监管不严，从个人业主到大型购物中心运营商，都存在自行开采地下水的现象。过去10年里，北雅加达地面下降了2.5米，部分地区还在以每年25厘米的速度继续下沉。印度尼西亚万隆理工学院的赫里⋅安德烈亚斯（Heri Andreas）曾表示，如果不加控制，到2050年，北雅加达95%的地区将全部淹没。
与此同时，“大城市病”紧密困扰着印尼的首都。Castrol在2015年的调查显示，雅加达的交通拥堵状况属于世界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雅加达的司机每年在路上停车和开车33240次，政府官员经常需要警车开路护航才能按时到达开会的地点。根据BBC的报道，印尼规划部长曾表示，雅加达的交通堵塞令该国经济每年损失达68亿美元。环境同样成为大城市发展的代价。《好奇心日报》显示，据雅加达政府信息，这座城市仅有 4％ 的废水得到处理，流经雅加达的 13 条河流堆满了垃圾，地下水同时饱受污染威胁。
一种更为乐观的预期，是认为印尼迁都将有助于平衡东西发展差异：作为一个群岛国家，印尼各岛发展存在巨大差异，雅加达所在的爪哇岛位列印尼第五大岛，却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并集中了印尼大部分财富。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因德拉瓦蒂（Sri Mulyani Indrawati）此前便对CNBC表示：“从印度尼西亚需要将焦点从爪哇或雅加达的经济发展和增长转移开来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迁都）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大国，但我们在发展上过于专注爪哇了。”
更为冷峻的声音同样出现。英国《卫报》报道，鲁杰克城市研究中心（Rujak Center for Urban Studies）的主任伊丽莎·苏坦努达佳（Elisa Sutanudjaja）对迁都计划提出了激烈批评：她认为，雅加达与20世纪60年代的东京非常相似：均深受地面沉降、自然灾害和过度拥挤的影响；不同的是，当东京政府严厉限制地下水开采，并积极要求企业使用再生水以遏制地面沉降问题时，印尼选择了更为直接也更为消极的“迁都”。苏坦努达佳表示，“如果真的想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着手应对，而不是移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