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法治大考交精彩答卷(2)

在南极旅游的“老赖”，准备回国时，发现自己成了失信人员，无法购买返程机票。着急的他于是委派公司工作人员来到法院，同债权人协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支付了30万元现金，并提供由保证人的三套房屋作为担保。法院从“黑名单”中将其移除后，他才得以购买返程机票回国。

看似荒诞滑稽，却都是真实案例。

出行受限、购房受阻、贷款不得，星级酒店没法住，开办公司有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采取11类150项惩戒措施，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366万人迫于压力自动履行义务。严厉打击拒执行为，全国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3万人，拘留失信被执行人50.6万人次，限制出境3.4万人次。

“几十年没能解决的问题，两三年内真能解决吗？”有基层法院法官也曾心里没底。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决定》作出的重大部署。2016年3月，提出了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2016年6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这是指导破解执行难题、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维护法律权威的纲领性文件。

三年赶考，“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实现。这份考卷，人民法院是如何作答的？

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做客人民网两会访谈时给出了答案。

——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推动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执行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执行模式重大变革。建立完善全国四级法院统一使用的“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覆盖存款、车辆、证券、不动产、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推进联合信用惩戒体系建设，出重拳打击拒不执行行为。2016年以来，会同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推进失信惩戒机制建设，采取11类150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购房、投资、招投标等进行限制。

——规范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破解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管理难题。为防止终本程序被滥用，将原本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纳入终本案件范围，最高人民法院紧紧抓住终本案件合格率这一关键指标，建立完善统一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处置和管理机制。

从“一纸承诺”到“满意答卷”，执行难，这一司法领域的顽疾正得到有效化解，成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生动写照。“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真正执行了判决，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司法的公正。”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袁爱平说。

新起点上破解执行难 一批顶层设计受瞩目

三年来，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力度前所未有、成效前所未有，实现了执行模式的重大变革，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

人民有所呼，司法有所应。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切实解决执行难”的考题并未结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法院如何再启新局？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执行难问题仍然存在甚至还较为突出。下一步，我们将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

“执行难的病症在法院，病因在社会环境，病根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足。”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吕忠梅说，应该抓住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契机，倒逼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今年2月25日，中央召开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执行工作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而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军说，如果能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为契机，从国家层面完善公民“信用画像”，打造公民“信用身份证”，形成处处凭信用、事事看信用的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执行自然也就会变得“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