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旺:直观与同情(2)

　　对此，雅斯贝尔斯指出，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要把握的是患者的主观症状，也即患者的恐惧、痛苦、快乐等情绪及其内在进程。而它们本身并不能如治疗者自身的经验那样被现象学直观到，只能或者通过对方的物理伴随被感觉到，例如通过观察患者的表情；或者通过病人对自身经验的陈述(借助治疗者的问询)。因此，现象学精神病学所依赖的事实，最初与自然科学范式的精神病学所依赖的是相同的事实，即患者的各种外在表达。主观症状所依赖的事实，依然是与客观症状相同的那些外在事实(而非流动着的意识经验本身)，只不过我们现在以一种与前者不同的方式去把握它，也即不是外部地加以观察、归纳、推论，而是试图借此“看入”或“参与”到对方的心理世界中去。由此，问题就在于，这种“看入”是如何可能的，它对病人心理的把握是否可靠？雅斯贝尔斯说：“由于我们不能如对待物理现象那样，直接知觉他人的心灵，这永远只能是当下化、同情、理解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情况通过对心灵状态的外在特征的系列枚举，通过对他人心灵现象发生条件的枚举，通过感性的直觉类比和符号化，通过一种感应呈现，来知觉他人的心灵现象。”④由此，现象学精神病学把握病态经验的方法就集中落在“当下化、同情、理解”等方法上。

　　在现象学精神病学方法所依赖的直接身体表达(如表情)和语言表达(如病人的自我陈述和可接触到的生活史材料)这两大类事实基础中，宾斯旺格相对而言更加倚重后者，而闵可夫斯基更倚重前者。宾斯旺格说，“要解释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现象。我们知道，存在的内容在哪里都不能比通过语言得到更清楚的发现和更精确的解释；因为正是在语言中我们的世界设计才确切地安置和清楚地说出自身，并因此在那里得到探知和传递。”⑤因此，他广泛地借助“自发的丰富材料和即刻可理解的言语表现，例如自我描述、梦的记录、日记记录、诗歌、信件、自传的草稿”。⑥针对这种材料，他采取的主要是现象学解释学的文本诠释方法，也即对之加以同情的“理解”和解释，而非科学方法式的“说明”。由此，他通过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将病人的心理世界描述为一种独特的“在世存在和超世存在”的世界筹划。“在存在分析中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毋宁说是语言表达和表现的内容，是它们指出了世界设计或说话者生活的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设计，或者简言之它们的世界内容。”⑦因此对他来说，向陌生经验的跨越一方面可以通过同感、“感应”来完成，但更重要的是病态意识本身也是一种在世存在的特殊筹划方式，所以存在分析通过这一共同的在世存在结构而在正常心理世界和病态心理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讨论过很多次的将我们的‘世界’与心理疾病患者的‘世界’分割开来且令两者的交流变得如此困难的鸿沟，不仅得到了科学的解释，而且通过存在分析被科学化地架构了桥梁。现在我们不再停止在那个所谓的边界上，即在我们能够移情(Einfühlung)与不能移情的精神生活之间的边界。”⑧

　　综上，现象学精神病学家们的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理解了其中一人的工作方法，也就容易理解其他人的工作方法。只是相对于宾斯旺格而言，闵可夫斯基更侧重通过对生命的直接表达(如表情和行动)来理解病人的陌生意识，他所依赖的方法也同样不同于外部的观察、机械的方法，而主要借助于他所谓的“直观”和“同情”的理解。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闵可夫斯基的现象学精神病学方法，然后将其纳入现象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的整体理论视野中来加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