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医思维问诊中医药发展(2)

很多流感患者有过相似的经历或者疑惑，西医开出的处方基本一致，但中医开出的处方却可能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恰是中医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的结果。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即便外在的症状相似，但对于个体而言，其疾病进展的状态却可能不一样。”但让黄璐琦遗憾的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中医的理念和思维正在被弱化，也亟待被创新。

而中医思维被弱化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国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的进程受阻。

“以中药新药创制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基于传统中药制剂的新药创制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近年来，我国中药新药研发动能下降，2015年~2018年，获批新药证书数量分别为7个、2个、1个、2个，连续4年维持在个位数。这一现象与国家大力出台扶持中医药发展政策，各界对中医药发展的殷切希望，以及化药和生物药迅猛发展的势头形成了巨大反差，对中医药整体布局和创新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黄璐琦表示，中药新药创制是中医原创思维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成果，中医思维被弱化，必然导致成果产出会减少。

师承教育：

中医院校教育的有力补充

养成中医思维，也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点目标。而中医思维被弱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中医人才传承的困境。

“比如中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前我国主要是按照国家制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进行。这种培训模式下，学生主要学习的是西医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诊断检查方式，他们既没有掌握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临证水平也不高，属于‘缺乏中医思维’的人。这显然不符合中医人才的培养规律。”黄璐琦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院校教育成为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主要渠道，这种模式对于促进中医药与现代知识的结合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中医学生临床实践不足。

“不管哪种医学，也即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存在和发展的主要评价依据，就是临床能力。很显然，缺乏中医思维的中医学生或者中医医生，往往既不能熟稔地运用中医医理来治疗患者的疾病，也不能集西医之大成守护患者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医传统的师承教育全面融入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可以作为弥补目前我国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困境的重要途径。”黄璐琦建议。

这是因为，中医传统的师承教育，具有关系亲密、教学方式灵活、注重个性专长、突出实践技能等特点，既经千百年发展历史验证符合中医人才成长规律，也对传承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理念、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记者了解到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唐旭东的师承教育为例。为响应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开展的“双百工程”名中医师带徒工作，2016年，唐旭东副院长接收了几名徒弟，其中一名是北京海淀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庞永晖大夫。这名庞大夫在跟随唐旭东及其团队学习的3年多里，整个人都自信起来，不仅业务水平有了明显提升，还拥有了很多患者粉丝。

在黄璐琦看来，唐旭东所参与的师承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有力补充，这种教育模式可以更近距离地把一些国医大师、全国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经验传承下来，把中医思维传承下来，有助于补齐中医药传承发展的人才短板。

产业扶贫：

用中药材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对此，黄璐琦有底气地表示，中药材就可作为一种特色产业来助力脱贫攻坚。

为何如此肯定？其实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探索。作为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专家指导组组长，黄璐琦在过去7年带头开展资源普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些贫困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但十分适宜种植中药材。特别是因为药用植物生长的胁迫效应，这些地区的药材往往“相貌丑陋”但品质更好。

那么能不能利用贫困地区中药材的生长特点，发挥特色优势开展产业扶贫？答案是“能”。而为了得到这个答案，过去一年，黄璐琦带领团队去到贵州、山西、陕西、安徽等省，专门去了解贫困地区中药材种植现状及农户面临的困境。在贵州毕节等地区的贫困县，他们积极普及中药材种植知识，提高当地农户科学种植中药材的本领；在山西五寨县，他们撰写了《山西省五寨县中药材产业扶贫示范区建设方案》，在他们的推动下，有中药企业表示愿意投资2亿元在这里建设中药产业园区；在陕西宁陕县，为解决当地猪苓的生产和销售问题，他们协调引进猪苓生产企业，后者在四亩地镇投资1500万元建设猪苓饮片加工厂；牵头成立了中药材产业扶贫技术指导专家组，为中药材产业扶贫工作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成立会议在安徽金寨县召开，同期对六安市从事中药材产业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