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烘糕里藏着的父爱(4)

姚文龙面不改色地说：“我那时心想终于考完了，可以安安心心地打几天游戏了，结果老姚看我把门反锁了，就自己脑补了一出我要跳楼的大戏，还把你们喊来和我抢电脑玩。”

一场虚惊之后，姚文龙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晚餐，我们起哄，说想吃蛋烘糕，阿姨温柔地拒绝了我们，她双手合十说：“小朋友们，你们姚叔叔平常太辛苦了，好不容易学校放假了，我就想让他抽空歇歇，你们多多理解哈。”

吃饱了从姚文龙家离开时，老姚和妻子一起站在门口挨个向我们致谢，还指着姚文龙说：“你们看龙龙的黑眼圈哦，考差了没关系，老汉儿（四川话，父亲）交得起钱，不要因为一次狗屁意外就把自己逼得要死要活。”

我实在不想拆穿姚文龙的黑眼圈是玩电脑游戏熬出来的——他的中考成绩的确是“意外”——意外考出了3年来从未有过的巅峰。

考砸了的我和超常发挥的姚文龙，又进入了同一所高中。跟着我们一起来到新学校的，还有老姚。他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迅速搞定了门口摆摊的同行，推着蛋烘糕的小车占据了一方专属之地。

这时我才恍然明白，老姚几年前卖蛋烘糕选的那个小学门口，正是姚文龙就读的学校。

高一报道时，我父母的工厂经过一番苦苦挣扎，最终还是没能跟上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被一家知名房地产企业买走土地开发权后，倒闭了。下岗潮宛如一记重锤，向我身边所有熟悉的人群袭来。

我的高中已经在厂子庇护范围之外了，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身边一下多了几十个操着一口标准成都话的同学。这些场面，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我意识到，在这所学校里，我只有收起我的厂话，以一个时刻吐出标准成都话的姿态才能融入其中。姚文龙曾经的处境，现在已经复制给了我。

好在，就像当年我爱找姚文龙说话一样，现在变成了姚文龙爱找我说话了。

那时我刚接受过激素治疗，是以一个胖子的外形迈入高一教室的。很快，八卦嗅觉敏锐的同学们就发现，另一个班的一个胖子总是在课间休息时来找我闲聊，他既关心我的身体，又关注我在新班级的相处情况，于是，他们为我和姚文龙自编自导了一场恋爱戏码。

一个月后，同学们发现我俩身上压根没有组成情侣的潜质，谣言又变成那个胖子是我的表弟，我们有着“亲戚脸”。

老姚的蛋烘糕涨价了，1元钱一个。我一边付款，一遍向他抱怨同学们的以讹传讹，老姚却很开心：“你要真是龙龙的姐姐该多好啊，那我也不用龙龙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了。”

6

一年后，老姚的蛋烘糕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口味：沙拉肉松。

这个时髦的口味瞬间从所有蛋烘糕的夹心中脱颖而出，成为我的首选。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和沙拉肉松一样脱颖而出的，还有姚文龙。

分了文理科后，我去了文科班，而选择了学理科的姚文龙，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以惊人的速度长期霸占了年级前3名。那副曾经被初中同学嫌弃的笨拙身材，现在在高中同学的口中则变成了“萌弟”、“可爱”的赞美。

老师偏爱、同学崇拜，姚文龙彻底转换了同学之间无法说破的隐形地位。

在老师们多次强调不允许购买学校后门的“垃圾食品”后，学校直接把铁门砌上砖头，封住学生与小商贩们之间买卖交易的渠道。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老姚为首的摊贩们，找来梯子架在围墙外，向学校内的学生们投食。

下午最后一节课后，学生纷纷出巢，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学校后门跑，生怕去晚了，晚自习就会饿肚子。我领跑过一次，远远看到老姚踩在梯子上，伸个头往操场上望，我嘲笑老姚做生意最积极，他却说：“墙垒上了，路堵死了，不踩高点就更够不着了。”

高二的时候，姚文龙和理科班的女学霸在成绩上你追我赶，毫不谦让，后来，他俩想出一个停止内耗的办法，就是谈恋爱。老师虽然明令禁止学生之间的早恋行为，却也只能对他们这种“共同进步”的恋爱模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姚文龙的学霸女朋友不喜欢吃路边摊，觉得不卫生。姚文龙犹豫了好几次，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自己的父亲就在学校后门卖蛋烘糕。

老姚进不来，我们出不去，墙越砌越高，交流越发困难。放学的时间越来越晚，我和老姚已经很久没有正式聊过天了。

直到高三毕业后，我才总算有机会好好站在老姚面前，吃他做的蛋烘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