跻身万亿GDP俱乐部后再远眺：宁波如何走向下一个万亿？(2)

    这些城市有的要积极发展、有的要维持发展、有的要限制发展，总体来说就是需要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各方面充足发育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发展。

    更进一步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所成就的东南沿海主要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以后需要成为境内的强大消费市场和创新引擎。

    同 时，一个大国的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是由来已久的，这意味着处于“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城市将有较大发展空间，需要历经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开放型 创新经济运行体制的发育与释放，以此支持自身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最终与“第一世界”一同打破新兴经济体之发展受外部需求影响 较大的发展结构与发展格局，加快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创新经济运行体制的全面转型，进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的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 长，全面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结构与新格局。

    超周期发展核心是发展模式系统迭代

    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中国凭什么能取得全球经济增长史上少有的长期增长及发展，但很少有从国家战略以及发展模式上研究中国、区域的增长与发展，所以越解释越复杂、越解释越没有解释力。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过去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的发展战略及其发展模式，对于很多“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城市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非常适用，但对于“第一世界”的城市而言，需要率先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系统转换和创新迭代。

    从发展战略而言，在过去第一个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及其主要城市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的巨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取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条件下的“五化协同”。

    “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如今的涵义，是指人类经济增长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除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我们，是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初始条件下，凭借强大的组织动 员能力，通过将自身的勤劳、智慧、简朴等全部投入到高度紧张的生产建设之中，倾举国之力加强经济建设，从而实现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协调。

    在这里，我更多的想解释一下“五化协同”，也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几乎可以说，中国以往的飞速发展是这“五化”发展红利的叠加，哪个城市率先重视并协同推进，就能得到更好的改革、创新、开放与发展。

    在“五化协同”的组织发展模式之中，工业化是为生产力跃升、信息化是为成本降低、城镇化是为消费升级、市场化是为激发民间活力、国际化是为走向全面开放。

    这种工业化不是单纯地指工业的发展，其本质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有强大的生产力、供应能力、装备水平、国防能力等。

    这种信息化往往被定义为“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代表了信息技术被高度应用，信息资源被高度共享，从而使得人的智能潜力以及社会物质资源潜力被充分发挥。

    这种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变革，孕育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公开宣称，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这 种市场化取决于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企业行为的自由度、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贸易条件的便利性、经济参数尤其是金融参数的合理性，背后还有很多“体制性障 碍”有待突破。这种国际化不但要历经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国际化，还包括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产能输出到模式输出、文化输出、品牌 输出。

    对于宁波而言，在改革开始上一个四十年基本都沾上了“五化”的发展红利。但宁波当前的发展阶段，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大局出发，开展模式迭代。

    这其中，“工业化”应成为“智能化”，也就是从2.0、3.0加快进入4.0，升级产业结构；

    “信息化”应成为“数字化”，将碎片的信息变为数据资产，并与制造业、服务业跨界融合，优化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