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薛忆沩：作家需从整个人类文明里吸收营养(2)

　　薛忆沩：我最满意的短篇小说集是《首战告捷》，因为其中的所有作品都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我的文学主题和文学理念在这部小说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惜小说集《十二月三十一日》不是“足本”，否则它也会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因为它试图通过个人存在的特殊困境展示一个国家公共生活的细微变化。当然还有就是长篇小说《遗弃》。它的第一版是我24岁时的作品，而那里面却已经包含了我全部作品的端倪。我尤其喜欢出现在其中的那些短篇小说。我总是想，如果我一直坚持用那些短篇小说的风格写作，我后来的文学道路会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评论家对那些作品的反应，所以我相信如果一直坚持那种风格，我的文学道路会更加艰难。这当然也意味着我的文学生命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

　　李静：什么因素会促使你写一部长篇小说？一旦开始，会做哪些准备工作？写作速度是怎样的？一般来说，整个过程会有多久？

　　薛忆沩：在这文学三十年里，我一共出版过二十部作品，其中包括五部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的内容都很沉重，沉重得与这个浮躁的时代明显不太协调。但是，促使我写作每一部长篇小说的因素却一点都不沉重，而且都很“即兴”。比如，1988年的夏天，我为自己写出的那些短篇小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而极度苦恼。有一天，我突然想，为什么不以一位写作者为主人公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样可以趁机将我的短篇小说批发出去。《遗弃》的传奇就是这样“即兴”地开始的。还有《白求恩的孩子们》，最初它其实只是我在蒙特利尔大学英语系学习期间完成的一份由七个故事组成的期末作业。后来，我将它扩展成一部由32个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完成之后，我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信告知这部作品的情况。她在回信里建议我将它投寄给多伦多的一家出版社。但是后来我到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一天在去学校的港铁上，我突然觉得它应该是一部首先用汉语出版的作品。《白求恩的孩子们》随后的命运就始于这个“即兴”的想法。正因为灵感总是来得非常突然，我的长篇小说写作并不需要做特别的准备，而且写作的过程都不是很长，一般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一个月完成初稿，一个月完成定稿。有意思的是，我有两部多年来一直想写的长篇小说，而且我也一直在为写作它们做准备，但是却一直写不出来。创作的道路上的确充满了许多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李静：你是内在而诗性的作家，但是同时你敏感地关切着现实和历史。你如何处理文学的内在诗性与社会-历史的外部纷纭之间的关系？

　　薛忆沩：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布罗茨基在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著名随笔里的一句话：“一场战争刚刚失败，另一场战争（一场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而你是一个心中充满俄语五音步抑扬格诗句的犹太小男孩。”这感人的语句凸显出诗性与现实和历史的冲突。是的，许多艺术家可能永远都在这种冲突之中挣扎，而且不少艺术家都最终会被这种冲突摧毁。我的处理方式是关注个体和关注细节。个体和细节的语义空间具有无限的层次，不像宏大的现实和历史那样简单粗暴，非黑即白。在这无限层次的语义空间里，诗性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空隙。

　　李静：在文学的万神殿中，你引为同道和知己的作家，能否列举几位？这其实是在问：你的文学观是怎样的？你认为一个作家要有哪些起码的精神储备，才能成为超越性的创造者？

　　薛忆沩：我引为同道和知己的是那些将文学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作家。这样的伟大作家在文学的万神殿里数量不少，刚才提到的诗人布罗茨基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我此刻想提到的另一位是小说家库切。他们对文学的极端态度在他们文笔犀利的随笔作品里表露得尤其彻底。我偏爱他们，可能还因为我与他们的经历有一些浅表的相似。布罗茨基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也从小就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熏陶，也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接受历史的启蒙，后来他也远离了自己母语的环境，长年生活在英语的世界里……而库切是与我专业相同的工科男，最早的工作是电脑程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