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一介纯粹的爱国者(2)

许德珩之所以有“大炮”之称，就是由他的形象性格而来。陶希圣曾记录许德珩讲演时手舞足蹈的形貌：“每会必发言，每次发言都是两脚直跳，两手捶桌子，说得那样起劲，但是听众不知所云。”

1918 年，北大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

从开大会、起草宣言、写标语，再到“五四”当日走上街头，最后成为32名被捕学生中的一员，许德珩始终是积极分子。囚禁之夜，他在步军统领衙门监房里赋诗，写得也是“无一怕杀头”“锄奸不惜死”等硬骨头的句子：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当时，报刊文章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这场运动，然而“五四”的学生领袖们却各有各的心思与判断。“五四”游行示威筹备会的两位主席傅斯年和段锡朋，最初是想让示威成为“有纪律的抗议”，但当学生运动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无法控制局势，内心也有所保留。“五四”游行之后，傅斯年很快急流勇退，再少出头露面。至于罗家伦，他对于自己曾积极参与“五四”一事，更直接表达了懊悔之情。时隔一年，他已将五四运动判定为一次失败的运动。在罗家伦的反思中，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荡，是“无聊的举动”。受到胡适影响，他放弃了大学生运动，转而认同以学术研究为途径来谋求救国。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部分团员合影。

对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观念，许德珩相当不满。后来，这几人曾联名向北大教授评议会建议，想将北大迁往上海租界，目的就是要让大学脱离北京的政治环境。许德珩对此深为不齿，他在回忆录里狠狠给这些人记了一笔，还翻出旧账，说1918年傅斯年等“坏学生”曾到公府告密学生示威，“受到了蔡先生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同学的鄙视”。

许德珩的一些“指控”被认为有所失真。不过，真相究竟如何已说不清楚，政治路线不对付倒是真的。可以说，包括许德珩在内的北大较为激进的教师、学生，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对立，在“五四”后已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大钊“粉”与胡适“黑”

许德珩与“五四”战友们的路线差异，在北大学者新旧碰撞、中西交叠的思想版图里都能追溯到清晰的坐标。1916年末，蔡元培改组北大以来，这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就网罗了国内顶尖的知识分子，空前活跃的学术自由气氛中，上演着史无前例的思想碰撞。

许德珩勾勒了当时北大的几大“影响力”分子：主办《新青年》的文科学长陈独秀，鼓吹文学革命；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许多新思想团体的发起或参与者；还有留美高材生胡适，“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他们作为《新青年》的撰稿人，虽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政治见解上分歧很大。时任校长的蔡元培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他所招聘的教员李石曾、吴稚晖等虽然只来了很短时间，甚至并未正式就职，就将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到了北大。此外，被视为顽固守旧的国故派也被蔡元培聘用，用人条件则是“不谈政治”。

1925 年，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结婚照

许德珩对这些老师各有看法。一开始，他对陈独秀不大满意，觉得他文人习气太重，思想上没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直到“五四”时陈支持学生运动的立场，才令他大有改观。蔡元培曾针对北大学生的旧社会恶习，发起进德会。许德珩对于这种“道德救国”的路线也兴趣不大，觉得是“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对于“受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许德珩更瞧不上，认为他们把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宣扬成“民主的象征”堪称可笑。他还在回忆录里讽刺傅斯年，说此人“自夸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