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宁波的他 用“小糖丸”消灭了小儿麻痹症(2)

　　1934年，周瑶琴于杭州广济助产职业学校毕业，带着顾方舟北上天津，在英租界挂牌开业，成为职业助产士。租界里的日子很艰难。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警察还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一次警察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警察走后，看着顾方舟恐惧和愤怒的目光，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他的头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治。”

　　在这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土狗的年代，哪有职业能真的扬眉吐气？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这句话，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充满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想到这里就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1959年，顾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与职工创建生物医学研究所，正在建设工地平整地基。

　　家国间架起的桥梁：我要做公共卫生！

　　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沦为一座人间地狱。顾方舟一家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品尝着亡国奴的滋味。

　　顾方舟的初中是昌黎汇文中学，不在英租界内。每天，顾方舟都要拿着通行证出租界去上学，放学后再拿着通行证进租界。进出租界的关卡处有座岗楼，四四方方的，很是森严。岗楼上挂着惨白的太阳旗，站着架着机枪的日本兵。顾方舟和同学们第一次通过关卡时，几个日本兵就端着枪走来，查完他们的通行证后，要求他们向太阳旗鞠躬。顾方舟和同学们很不情愿，还没等他们表态，日本兵就按住一个同学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久久起不来。除了以前的课程外，顾方舟和同学们还要被迫学习日语。那些封面上写着方正汉字的教科书，打开全是日语。要是日语学不好、背不出，日本人就会拿着宽宽的木板，叫班长打你手掌。班长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日本老师就亲自上阵，拿着板子打班长，直到把手打肿了才算完。

　　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横遍野，亡国热泪洒遍故国，满腔热血报国无门。每天太阳升起时，顾方舟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日本人凶残的目光，是难以名状的屈辱。每每这时，立志学成报国的念头就在顾方舟的心中燃烧。

　　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在这里，他遇到了严镜清先生。严镜清先生早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很陌生：厕所沿街沿河而建,粪便尿溺时常满溢；河水拥有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水井与厕所比肩而设,平时村落就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卫生环境的恶劣直接导致疾病的流行，死亡率之高令人咋舌。严先生常常讲着讲着，眼眶就红了，顾方舟也忍不住地潸然泪下。

　　一次，班里一个女生随严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回校后她嚎啕大哭，边哭边讲矿上的惨状：矿工毫无保障，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她边说边哭，周围同学也是闻之落泪。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生的哭诉和同学们的抽泣。她不知道，她的这番话对一旁的顾方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要做一个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47年10月，当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已是党员的顾方舟弟弟找到顾方舟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张硕文同志介绍下，顾方舟郑重地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2000年经中国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

　　研究脊髓灰质炎：以身试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