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发起人:要为受害者讨回公(2)

　　1992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民间对日索赔的议案》由安徽代表王工等38位人大代表提出，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同时《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由贵州王录生等32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被正式列入大会第十号议案。童增即刻在自己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把消息传播到全世界。几天后，童增又向媒体公开了有童增、陈健、杨颐、李定国、冯万钧、要建春、陶国峰、李秀平、于力、李成一等1万名中国人签名的致日本国会公开信，要求日本立法，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并首次要求日本天皇访华时正式就日本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

　　虽然提出对日索赔这件事在海外尤其是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但在国内则相对沉寂。1992年5月之后，由《青年参考》和其他两家专业和地方媒体《中国经营报》《蜀报》相继对童增提出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万言书”一事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被国内一些读者众多的文摘类报纸转载，遂引起轰动。此后几年间，童增陆续收到近万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来信，还有许多受害者或后人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向他寻求支持和帮助。特别令童增感动的是，天津蓟县有两位老夫妻，他们一路走到北京找到童增；武汉陈忠义老人到了北京后找不到童增，就在北京站外席地睡了5个晚上，直到第六天才找到他。童增后来说道，之所以一直坚持下来，就是因为身受千千万万个这些老人的重托，岂能不勠力而为。

　　童增没有辜负这些战争受害者的期望和重托。他曾亲自将一份长达12页的关于7名中国“慰安妇”的索赔材料亲自递交到日本驻华使馆，当时日本使馆一名姓光冈的二秘接待了他。童增当时让光冈写了一张签收的回执：“兹收到童增转来的关于‘中国慰安妇’的索赔材料，共计12页。”并具签收者姓名及日期。此后，童增又两次到日本驻华使馆递交其他类型的索赔书，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接收了材料。童增还把3位韩籍“慰安妇”带到了韩国驻中国大使馆。这些老人都是当年被侵华日军带到中国来的，她们被强制手术切除子宫，终身不能生育，战后她们在中国武汉留了下来。知道此事后，韩国一个党派和民间团体与童增积极联系，通过努力，让这3位韩籍“慰安妇”回到离别50年的故乡探亲。

山西“慰安妇”受害者骈焕英老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供图

　　“委托协议”促成12年“日本大审判”

　　战后对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战犯的国际审判有“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但令世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又由中国民间推动并促成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状告战争加害者的“日本大审判”。1994年7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首次到中国，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感到非常震惊。回到北京后，经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澈介绍，小野寺利孝拜访了童增，他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他发誓说：“我现在50多岁，要立志打10年官司，打到60多岁。”童增听了非常感动，当即与小野寺利孝签署了委托代理协议。从此以后，以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所属律师为主体组成的访华法律调查团，开始听取中国二战受害者讲述事实并调查取证。1994年9月，童增、李定国与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师正式确定了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的类别和原告，根据童增“万言书”列出的日军暴行类别，再从受害者给童增的来信中确定具体的原告，比如：大屠杀的原告确定为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方素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徐绍亮、李秀英；强制劳工的幸存者李万忠、刘连仁、赵宗仁等；731部队人体试验中国受害者遗属王亦兵兄妹、敬兰芝；无区别轰炸幸存者高雄飞；日军性奴“慰安妇”山西的李秀梅、湖南的胡良侣等。

　　童增一次又一次组织中国的受害者与日本律师见面取证，在这个过程中，参加到索赔阵营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就自告奋勇带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女律师大森典子等前往山西太原与“慰安妇”见面取证。由于当时受害者所在的盂县还不是对外国人开放旅行的地区，陈宗舜便独自到盂县与当地的志愿者张双兵把4位“慰安妇”接到太原汾阳饭店与日本律师见面取证。而李定国、甄国田也将受害劳工接到白洋淀的一个酒店与日本律师见面取证；北京的宋航则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徐绍亮等受害者介绍给日本律师见面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