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发起人:要为受害者讨回公(4)

　　与此同时，中日律师团队和志愿者与日本加害企业经过长期而艰苦的交涉和谈判，终于开辟了一条诉讼之外的“和解”之路。最终达成了“花冈和解”“大江山和解”“安野和解”“信浓川和解”，以及备受人们关注的“三菱和解”。2016年6月1日上午，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在谢罪的基础上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三菱公司代表木村光与中国受害劳工代表闫玉成（87岁）、张义德（89岁）以及阚顺（96岁）的女儿阚翠花签署了和解协议，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向中国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谢罪金，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受害地点修建纪念碑，让人们铭记被强制掳日中国劳工的这段血泪历史。

　　迫使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谢罪离不开中日众多人士的不懈努力和长期坚持，特别是在索赔官司早期将联系到的三菱公司受害劳工介绍给日本律师的李定国、甄国田，带领三菱公司受害劳工多次去日本出庭打官司的康健律师，以及参与同日本三菱公司谈判并达成和解协议的志愿者朱春立、律师孙靖等，他们都功不可没。

　　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谢罪并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后，童增和志愿者孟惠忠、赵霞又从“10000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网站上查到上世纪90年代三菱材料公司受害者写给童增的7封信，便按照原地址写信告诉他们这一消息，其中除3封信最终因地址不详被退回外，有两封信的主人给童增回信表示，“写信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对于索赔已经不抱成功的希望，但现在知道成功了，非常感谢童增先生还未忘记我们”。

　　童增为劳工等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所付出的一切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感激。就在日本三菱材料公司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协议并表示谢罪的当天下午，闫玉成与劳工联谊会副会长赵宗仁老人等受害劳工代表一起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表达他们的谢意。闫玉成将自己书写的“恩重如山”4个字送给童增，当中国劳工代表向童增赠送一副绣有“民族英雄”的锦旗时，童增坚辞不受。他说，自己配不上这个称号，所有的功劳应该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童增在为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受害者伸张权益、维护受害者尊严的坎坷路上走过28年，他的无私奉献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支持。在美籍华人柴大定、曹赞文创建的“10000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的网站上，记者发现，在那一封封受害者写给童增的信件里，充满着殷殷的感激之情。受害者吴建棉女士在1993年2月3日看到《文摘周报》刊登的文章《向日本国讨公道》后，给童增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您代表我国亿万人民说出了几十年来要说的话，并积极行动向日本为战争受害的我国人民讨还赔偿，您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民族的正义感，使我们深受感动。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谨代表我们全家及家乡的受害人民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谢谢！”她还写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至今还令人义愤填膺！”

　　必须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

　　谈起20多年从事对日民间索赔运动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童增感慨良多。但他表示，所付出的这一切是值得的。首先，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让日本社会和民众接触到一些被日本政府刻意粉饰和美化的侵略历史的真相，虽然日本以种种理由拒绝向中国民间的战争受害者谢罪、赔偿，日本法院也未能作出公正的判决，但中国受害者的正义呼声突破了日本政府的封锁而传到了日本。其次，对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以及惨烈牺牲，西方各国了解的并不多，尤其是对于日本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知之甚少，不像对纳粹暴行的了解那么深入骨髓，因此，通过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让世界上更多国家的人们了解那段血腥的历史，也算是中国民间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日本当局也是既怕又恨，当然也要竭力阻挠。1992年3月，当时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位公使就曾在一次早餐吹风会上对日本记者说，要用一切手段“对付童增他们，如果中国老百姓都要求（向日本）索赔，那就不得了了”。1992年8月，童增应日本一和平团体邀请，准备前往日本东京、大阪等地进行访问和发表演讲，日本邀请方也已经把童增的照片印上了海报和宣传册，但日本驻华使馆拒不为童增发放签证，在童增的护照上盖上“中止”二字。后来，童增由于积极推动和参与民间对日索赔运动被所在单位领导看作是不利于中日友好的因素，最终被原单位辞退。尽管遭遇到一些不公，但童增还是感谢更多的人给予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才使得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跌宕起伏走过了28年。“过去不愉快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现在我们赶上了一个新时代。”童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