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和梅琳达•盖茨 2019年度公开信(3)

来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4)
 

数据也存在性别歧视

比尔： 我每天花大量时间研究健康和发展方面的数据。关于妇女和女童的数据如此之少，让我始料未及。我想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人为地将某些问题划分为“女性问题”和其它问题，而女性问题通常得不到深入研究。这将妨碍人类整体的进步。如果不了解全球半数人口的情况，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进步。更何况科技让数据收集如此简单，我们没有理由继续这样。

梅琳达： 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去年收入多少?她们拥有多少财产?女孩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比男孩多多少?

我不知道答案。其他人也不知道。因为这些数据根本就不存在。

我和比尔可以用整封年信的篇幅谈论数据在促进全球最贫困人口发展上的作用。数据会催生更好的决策和政策，帮助我们制定目标、评估进展，也让倡导和问责成为可能。

因此，关于妇女和女童的数据缺失危害甚大，导致我们无法帮助她们改善生活。

问题不只是数据统计忽略了部分女性，而且决策者们所依据的现有数据质量也很糟糕，甚至是带有性别歧视的。我们通常认为数据是客观的，但我们得到的答案往往取决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问题本身就带有偏见，得到的数据也会如此。

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女性的数据，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大多与她们的生殖健康相关。因为在很多地方，女性在社会中的主要角色是妻子和母亲，这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她们的收入或资产，因为在许多国家，收入和资产都是按家庭来统计的。由于丈夫往往被视为一家之主，所以已婚女性创造的价值就都被划归到男性名下。

如果我们只能依靠这些有缺陷的数据，就容易低估女性经济活动的价值，也难以衡量女性的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改善。

三年前，基金会开始投入巨资填补其中一些数据空白。我们和很多其他组织一起，加速推进性别数据革命，包括为数据采集者提供新的工具和培训，以及按性别划分现有数据并从中获取洞察。

数据收集分析的工作听上去很枯燥，实际也的确如此。但如果能善用数据，赋能千千万万的女性，那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几年前我访问肯尼亚时，曾陪同一位名叫克里斯汀的数据采集员前往内罗毕最贫困的地区，挨家挨户做女性调研。她告诉我，她在工作中接触的很多女性从未被问及有关她们生活的问题。克里斯汀说，当她登门拜访并解释来意后，这些妇女能感受到自己受到了重视和关心。

我认为她的观点很有道理。我们选择衡量的对象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因此在涉及了解妇女和女童生活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接受我不知道” 这样的答案。

跟青少年学习愤怒管理

梅琳达： 前年秋天，为了更好地了解贫困和高入狱率之间的关系，我和比尔在佐治亚州立监狱待了一个下午。(我们在去年年信里提到，基金会在美国国内的工作已从公共教育拓展到更多领域，我们着手从多个角度研究美国的贫困问题。)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们与几位服刑人员的对话。他们和人们想象中的暴力罪犯的形象大相径庭。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风趣、友善、“善于思考。

我们谈到他们犯罪的原因以及出狱之后的打算。虽然并未谈及犯罪细节(其中有些是严重的暴力犯罪)，但他们中的多数认为自己本质并不坏，但交友不慎，一时冲动犯下错误。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并表示如果能够重新来过，他们会有不同的选择。但在关键时刻，他们做出了错误决定。

美国每天都有很多年轻人陷入类似境地——言语不合，暴力相向，后果是非死即伤。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能对年轻人进行干预，辅导他们控制冲动， 也许能帮他们更安全地应对这些情况，从而留在学校，远离麻烦。这就是Becoming a Man(成为一个男人，缩写BAM)这样的项目所做的事。

在犯罪高发、帮派横行的社区中，BAM项目帮助年轻人控制自身情绪，从而作出更好的决定。项目的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BAM项目将参与者的暴力犯罪逮捕率降低了近一半。

去年，比尔参加了BAM项目为高中生组织的小组讨论。他一回家我就看出来，这次活动对他触动很大。他说：“我不只是旁观，还参与了BAM小组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