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再回首:中国知识分子世界观和反传统思潮(3)

经济观察报：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对晚清以来的思想界有着巨大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借助“天”、“公理”等概念来进一步解释比附历史进化的趋势与影响。这背后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怎样的世界观与想象？时至今日，国人对于现实政治的想象与判断仍然依赖“社会达尔文主义”（热爱暴力与强权、强调丛林法则、优胜劣汰）作为凭借与坐标，为什么中国近代以来“进化论”对于国人有着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王东杰：简单地说，“进化论”是我们付出了极大代价学到的东西，舍不得丢啊。这跟民族主义一样。好容易学到的“拳法”，就跟周作人讲的，清末一帮留学生，到日本去，就是去偷拳的，学人家怎样迅速“富强”。法宝到手，从此光明，当然得“子子孙孙，永宝其用”。当然我不是说，因为洋人已经开始在批判社会进化论，我们也要跟着把它丢掉。可是，也不妨好好想一想，西方人这些年对进化论的批判，有没有道理？进化论对20世纪以来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哪些？

不过，也有不同的“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其中一种，也有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提倡互助的进化论。“进化论”的关键不在于它带来了冲突和竞争，而是固化了一种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观。不过这里可以暂时不管。具体到您所说的，今天很多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想象力对强权和丛林法则的崇尚（顺便说一句，这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取向完全是背道而驰，却是很多自以为热爱中国的人的思想底色），也不仅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的，阶级斗争对人伦和道德的破坏，也不能低估。

今天有人将道德沦丧归结为市场经济的结果，完全是倒果为因。阶级斗争培养了一种观察世界的破坏性视角，对人心造成了持久的损伤。作为政治运动形式的阶级斗争虽然过去了，但认知方式遗留了下来，而它可以和任何一种东西结合，无论市场还是国族。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和一味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都可能是它的化身。

另一个原因与历史记忆有关。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线，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叙事之上。我们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当然是事实，决不能被遗忘；不过，我们也该知道，历史还有更丰富的面相：我们寻求自主自立，学习和他人和平相处，开阔自己的心胸和视野，也都是近代的一部分。它们都和受辱的经历有关，但如果刻意地将它们简化为一部屈辱史，那只能使自己的心灵日益窄化和僵化，弱肉强食恐怕是我们从中所能得到的唯一教训，也许还有人盼望有一天将自己曾经受到的屈辱再施于他人。这和过去我们寄托在“天下”、“天理”及近代寻求的“公理”概念中的心态截然相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天地境界也许永远只是个理想，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实，但有这个理想和抛弃这个理想，我们的现实必然随之各异。

经济观察报：在《历史·声音·学问》中您关注到言语革命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作用，您认为“越贴近声音的文化形式，就越是群体的、公共的”。这种民间的下层启蒙与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的阶梯有无关系？中国革命的形式也常常以演说、宣讲、集会的形式作为集体动员的手段，这场“声音革命”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以底层平民知识分子为领袖的中国革命推波助澜？

王东杰：首先得声明一句，“越贴近声音的文化形式，就越是群体的、公共的”，那不是我的看法，是我对文中所谈当时人言论的总结。中国出现一场以声音为核心的社会启蒙运动，是因为这些启蒙者们认为，汉字被垄断在少数统治阶级手中，只有声音，才是使广大不识字的民众自我表达的途径。不过我想这和传统的四民社会没有必然关系：在四民社会中，除了士人之外，农、工、商都可能是识字或不识字者。更重要的是，面对“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发生在一个“近代”场景中，那背后有一重直接动力，即是“主权在民”的观念。至于中国革命对声音的利用，那是很明显的，因为“人民”（群众、民众）已被设定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和权威来源。不管他们事实上起到什么作用，至少在形式上，革命必须经过人民认可，有人民的参与。政治不再是单纯的精英游戏，“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顾炎武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