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再回首:中国知识分子世界观和反传统思潮(4)

然而，麻烦的是，人民既是革命的主体，又是被启蒙的对象。这就使得您所说的出身于“底层平民知识分子”的领袖成为必要和可能。革命要动员人民，就得要人民听得懂。这不只是个口音、语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贴近人民的想法和生活。这时候，不是胡适这种留洋回来的“大知识分子”，而正是一些贴近民众的基层知识分子，成为合适人选。这种位置赋予他们两重力量：相对于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群众”的代言人；对真正的下层民众，这些人的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识文断字”的本事。他们掌握着一种新的“文化”身份，既不完全是“民间文化”，也不完全是“精英文化”。打个比方，这种文化既不是“文言”，也不是“民歌”，而是“语体文”、“白话文”，以“文”传“话”，就是这场“声音革命”在文字层面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声音革命”就是整个中国近代革命的一部分。

经济观察报：在《贯穿于“疑古”与“释古”之间的“故事”眼光》中，您关注到古史构成学说的源流与观念之间的交锋，顾颉刚有将传说化为史料的想法与实践。在后现代史学不断发展的今天，历史也被区分为神话、传说、事实三种不同的层面。您认为这对于以史料搜集、考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解释的历史学家，是否会构成挑战？

王东杰：当然。这个挑战真真切切。在今天的历史学界，大概已经很少有人能和当年的兰克学派一样自信可以“复原”历史了。经过后现代主义冲击，一方面，今天的历史学家较之以往要更加谨慎，会更加自觉地审视史料的来源、构成、生产和流通等对其所包含和传递信息的影响，避开各种可能的陷阱；不过另一方面，在前辈看来，今天的历史学家在某些方面也许还更加“放肆”：使用的史料更广泛，包括小说、神话在内的虚构作品，都可以成为探寻往昔的线索；在观念上，更自觉地秉承文化多元论，力图平等对待参与历史的各方，描画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与影响；反对本质主义，更充分地考虑历史中模糊、动态的面相，采用更富弹性的表述；承认历史论述的建构性和多元真实的可能，不把自己的论述当作历史的唯一可能。

然而，这也不意味着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线就可以随意抹去，也不等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此失效。我们仍然需要搜集、考辨、理解史料，并借助于它们思考其背后更宽广和深邃的历史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者应该感谢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因为它使我们想得更多、更深、更细，而不是彻底摧毁这个学科。事实上，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的质疑，使我们离传统历史学家的理想（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更近，而不是更远了。

经济观察报：大众对于历史的记忆源于教科书与世代相传的传说，东亚各国对于历史教科书的修订问题常常有着大相径庭的解释。而历史记忆也常常成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助燃剂，您认为历史学者在面对大众进行的历史书写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历史学者如何看待自身的公共属性？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否可以修正大众对于历史的想象？

王东杰：首先，历史学者接受了社会的“供养”，自应回馈社会。可是它不应是对“供养人”的谄媚和讨好，而是要提供禁得起严格学术验证的“真相”，尽管这真相有时恰好和它所在的社会中所流行的说法相反。必须修正公众的历史想象，当然不免招人嫉恨。这时，就像梁漱溟先生说的那样，需要接受者有点“雅量”。公共史学不是历史学者一厢情愿就能收效的。

其次，历史学工作者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社群，对于同一个问题，往往争得不可开交。观众有时搞不清楚，得到的一个印象是，“历史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小姑娘，任人打扮”，既然你们自己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让我们怎么相信？不只是“大众”，很多“小众”也是这么想的。这里有一个思维方式问题：知识探索，重要的是研讨过程，还是只要一个答案？只要答案，在教育中，不就是死记硬背吗？可是大家好像又很看不起。然而，又不想参与思考和讨论，或者缺乏足够能力（包括知识、方法），想参与而不能。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表明中国人需要的是基本的史学思维的训练。在这方面，专业的史学研究者当然有责任。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危机就不只是历史学所面对的。而是整个社会的。

第三，要专业史家常常“面对大众”，是不现实的，尽管不是全不可能。专业人士当然应该尽可能地平易近人，让更多读者能看得懂，但这不是必然的义务，因为他们的本职并不在此。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少的是“非虚构作家”。他们有能力将专业史家的讨论加以转化，变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个要求并不比做专门研究低，甚至可以说是更高。既要有严谨的专业训练，又要有亲民的文笔，而且不是插科打诨，是要提供有趣而且有深度的智识产品。兼具所有这些素质于一身的人很难得，不过这恐怕才是历史学回馈社会最有可能也最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