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隐瞒艾滋病感染者身份 医生取消婚礼被骂渣(3)
在微博等社交平台，有遭遇拒诊的艾滋病感染者会把自己的经历公布出来，希望引起公众的关注。但更多人选择默不作声，赵天和何滨给出同样的解释：担心隐私被泄露。
感染者们对几年前的一则新闻印象深刻，因为新闻当事人晓峰是为数不多的、将拒诊医院起诉到法庭的人。
2012年10月11日，天津的艾滋病感染者晓峰因肺癌入住天津肿瘤医院，几天后，他被确诊HIV抗体阳性，医院以不适合手术治疗为由，要求晓峰出院。
后来，晓峰到了北京地坛医院，但由于地坛医院没有胸外科，不具备做肺癌手术的资质，晓峰再一次离开。
回到天津后，晓峰找到了第三家医院，想到坦白病情会遭拒，于是在入院上交病历时，他将肿瘤医院HIV呈阳性的检测结果覆盖，然后复印上交，避开血检，顺利进行了手术。
随后，有公益人士将事情经过在微博发布，生命权和知情权的矛盾迅速被推入舆论焦点。同情者认为，这是被逼无奈，生命更重要；反对者控诉，这是自私、不道德、对医生安全的不负责；也有感染者站出来，忧心忡忡地问一句：“出来这个事情，是不是以后医院会加大检查力度，不让篡改病例的事情再发生了啊，那我们以后做手术会不会更难，连作假都作不了？”
被媒体披露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致电卫生部，要求采取措施，“既要保障艾滋病患者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不得歧视，又要保障接触救治艾滋病患者的医务人员自身安全”。
2013年2月17日，晓峰以一般人格权受到侵害为由，将肿瘤医院起诉至法院。两年后，经法庭调解，双方达成一致，以“一般人格权被侵害”的名义，肿瘤医院支付原告晓峰9.5万元。
这被感染者们视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抗”。不过，几年过去，感染者被拒诊的现象依然存在，感染者求医无门时，也依然会选择隐瞒艾滋病病情。
前不久，赵天在微信群中看到有艾滋病感染者说，要去医院做胃镜，不想和医生说艾滋病的情况。赵天加了对方好友，私信他说，哪怕有1%职业暴露的风险，也应该让医生知道；并且，医生只有了解全部病情，才能对症下药，如果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和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相互作用，对身体有害。
“你要对医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赵天说。
“困境和曙光”
赵天看到过一份“不拒诊医院名单”，上面登记着患者们在求医过程中遇到的不拒诊的医生和医院名称，大大小小的医院、形形色色的科室汇总在一起，给其他感染者提供参考。
今年年初，艾滋病感染者孟林做了半月板缝补手术。手术在传染病医院开展，请其他医院的骨科医生会诊，一切顺利。
“我的人脉让我有这样的资源，其他感染者可能要面临更多困难。”孟林说。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他参加国际会议和公益活动、成立NGO组织、为感染者的权益做倡导，被媒体称为“中国存活最久的艾滋病病人”。
2010年，孟林所在的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合作，共同起草了一份《困境与曙光：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治疗与生存状况定性调查报告》。报告访谈了包括艾滋病感染者和政府部门、性艾协会、医疗机构等124人，调查发现，治疗困境是感染者面临最严重的问题，而拒绝给病人提供手术是感染者谈得最多的问题。
在当时，许多艾滋病领域的人士注意到了这份报告，它同样出现在了王健的邮箱中。
王健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国内第一批从事艾滋病防控和研究的专家。
办公室的书橱里，放着艾滋病领域的专业书籍，也有艾滋病防控亲历者的口述史，在属于王健的篇幅中，他记录了九十年代的防艾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