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铁】 北京病因：中国特色的行政依附 | 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年鉴（上）(2)

当这么多依附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企事业单位集中到北京，客观上就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配套支持，而且是最优质的公共服务。由此会吸引各类优质产业和事业单位向北京集中，围绕这些产业和机构也相继产生了大量的配套服务机构，北京市由此形成了各种要素高度集聚的空间载体。

很显然，这样的人口增长逻辑，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不一样的。

行政依附造成左右为难

经济观察报：对中央部委行政权力的依附性，对北京这个城市，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李铁：首先，强大的行政依附性，导致由北京释放出去的力量越来越强。中央部委及其各类配套事业单位，都围绕着北京、围绕着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来获取资源，再通过某些单位和机构来下达或分解，后果就是在北京空间区域内，行政分配和获取资源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同时也形成了改革传统资源分配方式的阻力。

其次，作为中央部委的各家附属机构和单位，包括各类中央企业总部也会要求相应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而且，他们也会通过自身行政力量的优势，来调动优质资源，提高其所在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

这些力量作用的结果就是：北京主城区集中了这么多的三甲医院，集中了最好的学校……北京的公共服务资源，在全国变成超一流水平。而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中国资源空间配置的严重不均衡，需要获得北京的医疗、教育和文化等高质量服务的，只能到北京来。所以，全国的疑难杂症病人都到北京就医，都想尽办法取得北京户口、在北京参加高考等，进而又造成了公共服务资源的短缺，造成了交通拥堵和看病难等一系列附加的城市病问题。

例如，北京很多医院的“看病难”问题，关键在于这些优质资源面对中国14亿人口的高度稀缺，不是仅仅通过医疗体制改革就能够解决的。最优质资源集中在北京，一定会带来吸引其他的要素跟进。

再次，当各种事业单位和高端人才集中在北京，他们的资源获取能力、或者说影响力，也远高于其他市民。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也会让城市的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使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例如，北京经常举办世界级的大型活动，都会有相应的巨大投入，当然也可以带来北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这几种力量综合作用下，北京公共服务水平上的绝对优势，当然对外来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永远解决不了人口控制的问题，人口越控制越多，逐步形成了今天这个老大难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这样看来，力量强大的计划经济模式，一直在对北京发生着作用？

李铁：北京这种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一花独秀。北京作为一个行政区，也有自身的城市化问题，区域内的农业人口，应该逐步城市化。

但在北京，自身的城市化形成了一类奇特的现象：北京的农民问题不是问题。北京的农民一般不愿意进城，因为守着土地有更多潜在利益：在拆迁时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在北京的农村搞农家乐，也会吸引大量的城市消费者。北京农民得到的政府补贴也远高于其他省市。所以，北京的农业人口转户意愿不强烈，或没有这种需求，甚至还有市民希望到农村去。

所以，在北京行政区内，城乡的矛盾并不突出。更多涉及人口的矛盾都是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和区外，表现为外来人口和北京户籍人口之间的矛盾。因为外来人口所需要解决的户籍问题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北京解决不了，也不想大面积地解决，而且更多地是想减少北京市的外来人口。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北京依靠行政力量吸附人口和要素原因没有消除，人口其实难以控制，也就没有办法解决与人口控制相关的各类社会矛盾？

李铁：对！这些矛盾也分几个层面。

首先是公共服务的巨大反差。北京的优质资源，在行政区内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仅仅是对于人口的排他性，也有对容纳这些人口就业的简单服务和传统工业的排他性。从北京市的层面来考虑，如果完全地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开放，而且解决所有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势必带来更多人涌向北京。

其次是人口的区域化矛盾。北京人口结构的外部性，体现的不是城乡矛盾，而是户籍人口行政区域化的矛盾。北京要维护行政辖区内现有户籍人口的利益，当然不希望更多外来人口分享北京市的优质资源。而同时，GDP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北京也回避不了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企业投资，带动增长，同时也引致更多外来人口来京就业的道路。因此人口控制和招商引资的结果，也是导致北京人口越控越多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