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对隐私的期待(3)

直至今天，美国司法系统对这一问题仍无定解。政府是否有权颁布仅以道德作为基础的法律？如果有，政府是否有权执行这些法律？在可见的将来，这些争议仍将持续。这也支持以下判断：在美国，隐私的“裸露”维度和公共道德，是可以大致等量齐观的价值。相比之下，加拿大的立场则更加明确：在Tremblay案及Mara等案件中，法庭裁定“危害他人”是限制裸露的先决条件。即使在法律相近的国家间，价值的权衡也相当微妙。

如果说以上案件对我们而言稍显陌生，以下案件，或许能揭示东西文化间针对“隐私”的观念差异。无论中美，都有不少学校尝试管理学生的发型。比如，要求“男生发长不得过耳”“女生头发不得过腰”，等等。在我们看来，以上限制即使粗暴，总不至于触犯法律。然而，1970-80年代间，于美国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等巡回区，各地家长纷纷控告类似规定违反根本大法赋予的“正当程序”权利、侵害了个体的隐私权。

和“裸露”“妥帖”中蕴含的逻辑相通，身体发肤可否毁伤、应否毁伤，也是一个可以争议是否属于私人领域的问题。一边是遏制攀比风气、提升学习成绩等可能的价值，另一边则是隐私。以上多片区域，内部的巡回法院各自对这一对权衡作出了相异的判断：一方面，支持家长诉求者有之，驳回者有之；另一方面，以第三巡回区为例，法院先在Skull一案中支持了家长的诉求，又在近十年后的Zeller案中推翻了先前判决，给予学校规管的权力。

这里提到的各类案件或许都很难在国内引发争议。不过，以上论争过程仍可带来启示。当隐私与道德或其他潜移默化的行为规范间发生冲突时，社会是否可以、或是否应该偏向其中一方？诸如以人脸识别或情绪识别技术观察孩童，要求配偶、雇员或合伙人交出各类隐私信息，以上可能或已经引发讨论的问题，背后蕴藏的价值取舍或许与Allen的讨论相似，尽管最终平衡点的位置未必相同。

有关“父爱主义”的争论

如果决策者自信监管可以比个体的选择做得更好，比个体的自主选择更能促进个体或社会的福祉，决策者可以此为依据限制个体的选择。如此“父爱主义”的政策，最常见的应用对象便是儿童，无论是美国的《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通常称为COPPA）》还是近期引起持久热议的欧盟《统一数据保护条例（通常称为GDPR）》，其中都要求企业在收集儿童数据前征得家长同意。此外，家长不可放弃这一“权利”。这同时限制了儿童与家长的选择。

Allen细述了COPPA遭遇的批评与“执行难”问题。批评者称如此法律没有尊重13岁以下青少年的自由，也部分剥夺了他们求知与发表言论的权利，许多内容丰富的网站，或许将因合规成本而停止向孩童提供服务。同时，这一规制可能导致针对互联网产业遭遇数以亿计的损失。与之相关，2000年前后，法律通过之初，大部分网站或无视、或设法绕过COPPA的执行。法律得到充分的执行，已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尽管如此，支持“限制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声浪盖过了上述批评。支持者持有相当多的论据，许多都得到了统计研究与实际案例的支持。首先，网络本身就挤占了孩童从事其他可能更加有益的活动的时间；其次，孩童可能因网络看到许多不良内容；再次，与前一点相关，孩童中从事违法行为的比例可能因此上升；最后，相比成人，商家有更多办法引诱孩童披露个人信息，甚至是非常敏感的信息——这时常也伴随着成人信息的泄漏。

这是结束吗？不是。即使势弱，COPPA的反对者仍在寻求降低13岁这一限制年龄。这一点放松了法律要求，却不会显著减损以上价值。支持者则寻求提高上述年龄，并以“青少年犯罪率高企”等理由要求令相应限制覆盖至青少年。法令限制的具体年龄越大，侵害支持者主张的权益的范围也越大，“父爱主义”的政策扩张因此面临的风险也更加高企。两类价值权衡的边界在何处？至少在细部，答案仍在游移。

此外，以上争辩及困境并不止于儿童，当政策制定者出于社会总体益处的目的规制隐私保护时，以上理论及历史，自然会带来启发。比如，当相关规定要求企业频繁弹出数据收集的相关窗口，部分用户可能深感痛苦——他们或许宁愿放弃自己做主的权利，换取使用软件的片刻安闲。如何理解以上规定？当执行以上法律遭遇阻力时，后续的走向将会如何？在如此情况下，对此类问题，过去的“父爱主义”规制史将是宝贵的智识参考。

结论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