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风农业：深度解析非洲猪瘟对生猪养殖产业有哪些长远影响?(4)

　　基于现实矛盾，一方面，养殖集团需要反思过去几年基于产区土地、环保资源为中心的布局战略，重新调整自身的布局，放缓在北方主产区的产能建设，适度加强在南方的养殖规划。例如，东北地区本来是温氏股份的布局方向之一。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后，公司即表示在东北地区的养殖规模总体以维持现状为主。在禁止跨省调运下，公司也将会适当调低产量。

　　另一方面，政策导向也将开始发生改变。一方面，随着疫情防控与保障猪肉供应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环保政策不得不做出让步。为了保障市场正常供应，我们预计，南方水网地区的环保政策将从此前的一刀切式关停逐步向在满足环保要求的前提上鼓励发展，适当增强销区的自我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为了控制疫情传播，政策上可能将采取区域联防联控的方式，每一个联防联控区域中既包含产区也包含销区，将大范围的生猪长途运输变成区域间调运，一定程度上降低生猪调运对疫情防控的巨大压力。

　　2019年3月7日，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六省正式建立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区域化防控联席制度。目的即在规范生猪及其产品的调运监管以及保障区域内生猪产销平衡。

　　其次，北方，主要是东北地区还未能建立完备的疫情防控体系。东北地区养殖规模化，起步较晚。例如，年出栏生猪1-49头的养殖户数量，东北三省占全国同等出栏规模的比例差不多在2013、2014年达到顶峰，然后回落。而养殖规模化较快的河南，其同等规模的养殖户数量在全国的比例则一直在下降。49-100头规模的养殖结构也呈现同样的模式。

　　从数据上看，东北地区相对于全国的规模化进程是从2013-2014年才开始加速的。起步时间晚，意味着不论是政府还是养殖户，在生猪产业经营，尤其是疫病防控、应对领域的经验积累相对较少。而近10多年来，国内比较严重的重大疫病，只有2006-07年的蓝耳病，2011年的仔猪腹泻病，2011年之后就再无重大疫情出现。因此，若养殖经验只有5-6年，虽然经历了猪价周期的波动，但是对于疫情防控经验必然缺少足够感受。因此，骤然加速的“南猪北养”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让当地的疫病防控体系出现破绽。这也是为何非洲猪瘟传入国内之后，东北受影响程度较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不论是从企业自身投资选择，还是从政府政策引导上看，随着非洲猪瘟疫情的出现，过去几年推动“南猪北养”的因素在减弱，“南猪北养”的趋势大概率将会放缓。

　　对养殖模式影响如何？模式需要全面升级！

　　养殖模式规划：封闭及分散养殖，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在非洲猪瘟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控制成本，将让位于如何更有效的防范疫情，成为所有经营者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也将带来产业一系列的变革与升级。

　　首当其冲的就是该如何规划自己的经营模式。目前，行业主流的经营是“公司+农户”与自繁自养。

　　我们曾在《生猪生猪养殖分析框架之三——产业结构如何变迁？》中指出，“公司+农户”模式符合环保、社会化服务、扶贫等政策引导方向，投资规模较自繁自养模式小，符合商业扩张逻辑，并且已经被国外龙头企业史密斯菲尔德证明其可行性，将是未来国内生猪养殖模式的主流模式。而从疫病防控角度出发，单就经营模式而言，我们认为，“公司+农户”的封闭及分散经营，更有利于疫情的防控。

　　对于大型规模化养殖场而言，由于单一猪场养殖规模大，生猪对外销售频繁，每月甚至每周都需要对外销售生猪，人员车辆来往密集，感染疫情的风险反而较高。例如，一个年出栏10万头的养殖场，假设平均出栏，每辆运猪车能够容纳150头生猪，则其每周仅生猪销售就需要13辆（次）车辆往来。而运猪车由于频繁接触各个养殖场，正是最重要的病毒携带群。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出现防控漏洞，不论是疫情感染下对疫点的扑杀还是疑似疫情下的清厂式出栏，均将对养殖场造成重大损失。

　　在此前的行业报告中我们指出，“公司+农户”虽然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流，但是其仍有两大不可克服的弊端。一是其对企业的管理能力要求要远高于自繁自养模式，二是其生产效率要低于自繁自养模式。这本质上均是源自于农户的小规模经营模式。但自繁自养的重资产属性意味着极度依赖于持续的外部融资，因此，从生产效率和资金筹措角度出发，“公司+农户”与自繁自养模式殊途同归，行业最优解将是“公司+规模化养殖场”。若从疫情防控角度出发，也会发现，非洲猪瘟疫情的出现，更是将推动行业加速向“公司+规模化养殖场（家庭农场）”的方向进行升级。具体而言：